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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300块的特需门诊，也是等上3个小时，然后与医生聊5分钟。就是听病人主诉，没有任何检查的办法。而且一般医生是听不下去的，你想跟他说很多，他就急着打断你，说，我大概知道了，你要不然再试一试什么药？就诊的过程中，有的医生还会不停看表，看后面还有几个人，这种小动作对付一般的病人尚且无关痛痒，但对于原本就脆弱不堪的抑郁症患者来说，就成了非常沉重的心理压力。李西闽遇到过一个很好的医生，把他当朋友看待。这个医生不用教条的东西跟我讲话，他根本不会谈医学上的任何问题，最近写作怎么样，吃饭怎么样，睡眠怎么样，从生活入手，像一个朋友在关心你。李西闽说，我可以接受他。和躯体类疾病能借助一大堆仪器和生化指标不一样，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主要依靠病人的诉说和医生的经验。找到合适的心理医生，从来不易。安德鲁.所罗门在6个月之内换了11个心理治疗师，每换一个治疗师，他就得把自己的痛苦重新讲一遍。他在《忧郁》中对此有过一段风趣的记录：有一位女治疗师说她从不相信情绪，而一位男治疗师则宣称他除了情绪什么都不相信。还有一位是唯心论者，一位看病时一直在啃指甲的弗洛伊德信徒，一位荣格的信徒和一位自学成材的心理医生有个男治疗师不停地打断我的话，说我跟他一模一样。其实和精神分裂症、癫痫等其他大脑疾病相比，医生并不惧怕抑郁症，虽然还不能确认它的发病机制，但医学上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疗法。在现代医学的工具箱里，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遗憾的是，在全球3.5亿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受了有效治疗。中国的数据更加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2001-2005年间的调研，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这已经是中国最近的一次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费立鹏的这项研究在2009年刊登在《柳叶刀》上。根据这个发病率的数据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达到9000万。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和10%。而造成这个糟糕的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类疾病的污名化，和对这一疾病缺乏恰当的理解，使得多数人既不愿意寻求，也不信任专业帮助。中世纪，抑郁症被看成是一种罪恶，因为病人的绝望并没有因为信仰上帝而得到救赎。文艺复兴时期，抑郁症被浪漫化，它代表了深邃、感伤、复杂、甚至是天赋。在现代，虽然已经有一群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诊断并且治疗抑郁症，但在公众眼中，它仍然是一团迷雾。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在中国的语境中，这只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告诉别人会被认为是疯子、不正常的、低人一等的，所以抑郁症病人宁可自己熬着，甚至自杀，都不愿意去寻求帮助，徐凯文说。抑郁症还被认为是中产阶级或是文化人的疾病，实际上，抑郁症具有普遍性，不分年龄、性别亦或是职业。贫困人群的发病率甚至要高于平均水平，只是这群人在公众和大众媒体视野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不知道自己罹患这种疾病。在所有的误读中，将抑郁症看成一种单纯的心理疾病，恐怕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抑郁症患者以为靠自己就能走出来，拒绝精神科医生和药物的帮助。抑郁症可以说是一种心身疾病，影像学提示，抑郁症患者的脑部和正常人有不一样的地方，上海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赵旭东说，虽然肉眼还无法看到结构性的病变，但在生物化学的层面，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中，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系统的活性有改变，比如5-羟色胺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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